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是谋划工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对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而精辟的论述，而且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做社会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1961年1月，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被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称它为“已经30年不见了”的“老文章”，并在上面批注：“看来还有些用处。”1964年，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调查工作》一文是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就的。当时的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苏区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报告，始终贯穿着毛泽东对于调查应把握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论，这一认识论，通过《调查工作》里的一个重要观点体现出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观点，不但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秘诀，放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制胜法宝，对于克服教条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走出去，请进来

向社会作调查，“眼睛向下”，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为此，他教育领导干部：“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如何“向下”？那就是走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年中有很多时间奔波在去各地调研的铁路上。火车专列一次又一次把他送往祖国的天南地北。据统计，截至1975年，毛泽东乘专列走了340多万公里。

在专列里，毛泽东听取各地的汇报，询问当地的情况，甚至直接走进群众。可以说，毛泽东依靠着火车这条“腿”，让他对基层的各项情况有了更加直接的了解。伴随着一条条真实信息的掌握，一项项重要决策在调研中形成。人们形象地称他的专列是“流动的中南海”。

1961年，经历“大跃进”的挫折后，为了解决农业经济衰退和农民生活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去各地调研，解决食堂、社队体制和农业生产问题。

这一年4月，彭真到北京怀柔进行调研，邓小平到北京顺义进行调研；5月，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了四个昼夜的调研；6月，陈云到家乡青浦的小蒸进行调研……

此后，中央先后收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从各地寄来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为中共中央进一步解决当时农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做了重要准备。

走出去，是老一辈革命家调研的一大特点；请进来，则是他们调研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刘少奇负责准备八大的政治报告。此时的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的建设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是八大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了切实调查清楚党和国家各个方面、各条战线的情况，写好政治报告，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刘少奇用了3个月时间，将37个部委负责人请进中南海，做了一次系统的调查研究，汇集的材料，记满了十几个笔记本。

集全国各部门的智慧，研究国家发展问题，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刘少奇的调研方法，引起毛泽东的兴趣。他说，这个办法好。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共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

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主持的这两次汇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对经济建设中各方面问题进行的时间最长、内容最系统的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在八大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打下坚实基础。

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省略不得、马虎不得，更不能走形式。毛泽东对此形象地总结道：“调查研究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陈云也说：“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那么，应该怎样把情况弄清楚呢？这就涉及一个问题：调研对象如何选择？

毛泽东认为，调研对象要有典型性。材料是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若抓不住主要矛盾，即使十样事物调查了九样，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找调研典型，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划分。比如，农业按地理分，“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按行业分，“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还可以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进行划分，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毛泽东把这种通过个别典型而逐步深入的调研方法叫“解剖麻雀”。

周恩来的伯延调研，就是典型的“解剖麻雀”。他选择伯延公社作为调查对象，是在对多个地区问题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选定的。综合气候、人口、耕作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伯延是华北地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公社，也是受“大跃进”影响较深的地方，所以选择这一地区进行调研，形成相关决策，对于解决好其他类似地区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也证明，周恩来选择伯延作为调研典型，掌握了大量的真实资料，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

寻找和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是调研的重要方法。1956年7月2日，陈云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座谈时，专门提及这个问题。他说：“为了避免犯错误，在开会、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使我们决定大政方针大体上不出毛病。我最喜欢找家乡进行调查，因为家乡情况最容易了解，当然不一定都要找家乡。”1961年，他到家乡青浦小蒸所作的调研，既系统全面，又细致周密，是剖析典型案例的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时隔26年后的1987年1月16日，陈云再次谈起这次调查研究，记忆犹新：“……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回到北京以后，我向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那次我花了半个月，调查一个小蒸，一个乡就是了。”

看似一些“小猪、大猪”之类的具体问题，但选对调研典型后，就能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报告一些乡间情况”，而展示当时整个大形势下的全局情况。正因如此，陈云写的3个调查报告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云一直到晚年，都在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这是做工作能够取得正确结果的最好方法。”

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

毛泽东历来主张，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提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在《兴国调查》中，他又说：“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

这就是说，领导干部听汇报、看材料，是调查研究的一个方法，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为重要。领导干部浮在上面听取的汇报、阅看的材料，往往由于层层润色而造成信息失真。这种情况下，“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只有通过亲身的调查研究，牢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作决策才会真实可靠。

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任何贪图享受和走捷径的想法与做法是一定做不好这项工作的，很容易导致盲人摸象、走走过场、照照相、招招手等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躬亲调研，不唯书面报告，就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深入田间地头同群众面对面地、平等地交谈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农村蹲点做调查研究时，发现参与调研的群众不愿讲真话，于是要求社队干部不得陪同。他带着秘书径直走到生产队，自己单独与社员面对面交流，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听到了真实的声音。

老一辈革命家给世人留下了“不唯书、只唯实”的工作方法，给如今的领导干部颇多教益。我们在调研过程中，要主动与群众心贴心，群众才愿意掏心窝子、讲实话。对于设定好的“规定路线”和“规定人员”要有所警惕，要善于做“自选动作”和选取“随机人员”，主动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避免出现“被调研”的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

2017年12月25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何为“心至”，老一辈革命家以自身的亲身实践，为世人作出了榜样。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4月)

 

头雁奋飞要有“几把刷子”

 

万里长风起云端。“关键少数”被称为头雁，头雁不奋飞，就产生不了“头雁效应”，发挥不了关键作用。而头雁奋飞，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不能没有“几把刷子”。

“关键少数”到底有什么关键作用？我们先算一笔账：我们党目前有8900多万名党员，相比起13亿多人，是少数；有几十万处级以上干部，更是少数；高级干部不过几千人，是极少数。这“关键少数”要发挥好关键作用，推动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担子很重，使命光荣；倘若其中的极少数人信念不过硬、政治不过硬、责任不过硬、能力不过硬、作风不过硬，就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伤害。打铁必须自身硬，“关键少数”必须成为铁打的人，具有铁一般的信仰、信念、纪律和担当。

全国两会过后，很多“关键少数”包括一把手，开始走上新的岗位、履行新的职责。有的执政一方，有的主管一个部门，其能力素质、作风好坏关乎一个地方、单位能否发展进步，关乎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方略能否顺利实现，关乎现阶段工作任务能否落实。如果“关键少数”眼界高远、务实创新，则事业兴焉，群众得福。反之，如果其思想陈旧、庸碌无为，则机遇丧失、发展停滞。因此，“关键少数”要履职尽责，不能没有政治能力、宽阔视野、敢于担当、廉洁自律等“几把刷子”。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我们党内，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对“关键少数”来说，讲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过硬，思想才能纯洁，信念才能坚定，作风才能优良。“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关键少数”只有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互联网连接整个世界，世界成为地球村，要推动事业兴旺发达，目光不能停留在一域，必须具备战略思维、全球视野、世界眼光，以开放性思维拓宽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进入新时代，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三大攻坚战，走过去的老路肯定不行，必须具备超前思维、前瞻视野、独特眼光，以过人的胆识摒弃旧理念、开辟新道路。如此，改革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再上台阶。

“关键少数”就是要在关键时候担大任、成大事。我们党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这重担很大程度要落在“关键少数”身上。身为“关键少数”并不简单，很多时候要把关定向、拍板决策，没有担当精神万万不行。况且，需要“关键少数”处理的往往是急难险重任务、复杂棘手难题，不仅要有宽肩膀，还要有铁肩膀。只有勇于担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才能破坚冰、攻堡垒、拔城池，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其身正，不令而行。“关键少数”还必须有人格力量，否则就难以做到令行景从、一呼百应。我们党的历史表明，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人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廉洁自律、作风过硬。“关键少数”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践行“三严三实”贯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把好洁身自好的第一关，树好道德修养的“风向标”，落实廉洁自律的高标准，才能立起讲政德的时代标杆，赢得党的信任、人民的拥护。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也是头雁奋飞的时代。“关键少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了“几把刷子”，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就一定能形成“头雁效应”，带动改革发展风生水起，带领群众驶向伟大梦想的光辉彼岸。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4月）

 

“我花钱买一双”的启示

 

访贫问苦，问计于民。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到访之处无不留下百姓们由衷的赞叹和感动。今年春节前夕，总书记到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和大家一起打酥油茶、磨豆花、炸酥肉，殷殷关切让人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令人记忆犹新：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当总书记来到“唐昌布鞋”展示台前，村民热情地拿起一双布鞋想送给他，总书记笑着说：“我花钱买一双！”

在做布鞋的村民看来，总书记为人民谋幸福，能送一双亲手缝制的布鞋给总书记是自己衷心的愿望。这份情谊总书记领了，但布鞋一针一线都凝结着村民的辛勤劳动，从总书记“我花钱买一双”的做法，能够体会到他的为民情怀，更能感受到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好作风。自己花钱买来的鞋子，穿在脚上才合脚、舒坦、踏实，走起路来才能更有底气。

自律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一种“自觉”。“我花钱买一双”，看似是脱口而出，实则是党性修养的自然流露，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这看似寻常的一言一行，为我们这个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大党树立了榜样。“从党中央做起，从我做起，以上率下……”总书记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严格要求自己，原本是共产党人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和政治本色。1957年，周恩来总理陪外籍友人到杭州，正值新茶上市，省领导给他送两斤茶叶，而周总理也正想以龙井茶作为“国礼”赠外籍友人，但周总理坚持自己付钱，并对这位省领导说：“以后哪个中央领导同志来，也不要送土特产，如本人需要，你们可以代买，钱照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如此，那么，党内就会充满正能量。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锲而不舍纠正“四风”，很多过去的优良传统正在回归，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在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一位领导说：“以往看戏，有单位买票或有人送票，坐在前排，直感到有人在戳自己的脊梁骨。现在自己花钱买票，和家人一起坐在角落里看，反倒舒服自在、其乐融融，开心得很。”

一双鞋、一斤茶叶、一顿饭、一张票……其实都是一道道的“考题”。如果每个党员干部都能从初心和使命出发“答好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党风带民风，使之从“约束”变成为一种“自觉”，那我们身边随处都会有扑面而来的清新气息。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