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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教育“一把手”专刊(2017第6期)

2017-06-26 来源: 湘潭廉政网

“讲究”与“将就”

 

廖俊波生活上不讲究,在外出差,常常一碗面条就是午餐,有时叫来快餐,边吃边谈工作。但他对待工作却从不将就,“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总是以冲刺的姿态干在前、创一流。“俊才为民屡建功,品正德高志如松”,正是人们对这位“樵夫”的褒奖。

“讲究”与“将就”如同硬币的两面,折射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精神状态,也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和成败得失。

著名作家汪曾祺对生活不讲究,一家人住在5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就是他的卧室兼书房。“白天,把堆在桌上的东西搬到床上,写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到桌上,睡觉”。然而,正是在这个比鲁迅的小房“老虎尾巴”还挤的地方,他对创作从不将就,“语不惊人死不休”,笔下流淌出的汉字之美,让人为之心颤。

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对生活不讲究,衣食简朴,居所陈旧,习惯于粗茶淡饭。然而,学术中的吴老却容不得半点将就,始终严谨求实,探索不止,先后取得了“吴示嵌类”“吴公式”“吴方法”等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生活上不讲究,工作上不将就,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背后,是人生品位、人生格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在生活上过分讲究的人,必然会牵扯精力,耗费心思,导致对工作马虎将就,难以凝心聚力干事业。恰如鲁迅所言,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

“工作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标准看齐”,这句曾经为人们所熟知的话,在今天仍未过时。因为其中所蕴含的真谛,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展示了共产党人忧先乐后的情怀,是人格魅力的象征,有凝聚人心的力量。然而,在新的考验面前,要真正做到并非易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从焦裕禄、谷文昌到廖俊波、黄大发,一代代共产党人都是这么做的,也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

刘亚楼将军曾说:“我最厌恶那种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家具越换越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是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这种在生活上很在乎的作风要不得!”时下,党政干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拒腐蚀、永不沾的好传统不能丢,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不能沾,工作和生活的摆位不能颠倒。个人生活不讲究,干事创业不将就,将心思与精力用在事业上,用在为人民谋福祉上,一辈子坚守初心,一辈子艰苦奋斗,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人生追求。

“滋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既是历史的镜鉴,也是现实的印证。我们党反“四风”,其中一条就是反对享乐主义。只有摈弃享乐主义,坚持与人民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不比待遇比工作,不比享受比贡献,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服务百姓,才能像黄大年那样“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摘自《人民日报》2017.07.13)

 

一把手要出题 更要答题

 

近日,一位县委书记在谈及如何推动基层改革时表示,“一把手光出题不答题不行,不深入抓更不行。”这一论述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一些工作在基层落地难的现实原因,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一把手要有问题意识,更要以真抓实干推动问题解决。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鲜明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关键在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尤其是一把手。一把手问题导向意识强不强,问题抓得准不准,往往直接决定着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发展。

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问题意识不可谓不强,指出问题时,讲起来头头是道,态度上诚恳认真,甚至毫不避讳地“自曝家丑”。可惜的是,不能针对问题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而是热衷于给出宏大愿景、习惯于对下级提出笼统要求。不过,画饼充饥注定填不饱肚子,纸上谈兵也终究换不来胜利,于是常见一些单位在每年年终总结上都“迈上一个大台阶”,到头来却发现并没有离开原地太远,真正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大。

医生与医用检查仪器的区别,就在于仪器只能确定究竟得了什么病,但医生却要对症施治,开出治病的药方;良医与庸医的区别则在于,良医能药到病除,而庸医却因为误诊害人性命。一把手要做“良医”不做“庸医”,要有发现问题找到“病灶”的热情,更要有辨证施治解决问题的能力。党的建设弱化,怎么才能加强;干群关系疏离,如何才能密切;脱贫攻坚不易,如何才能脱贫致富……只喊口号不能服人,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当然,诚如医生不能包治百病,一把手也非样样精通,有时难免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但这不能成为一把手为自己解决不了问题开脱的理由,更不能成为为维护自身形象就乱决策、瞎指挥的借口。不懂就要问、不会就要学。

68年前,毛主席提出了“赶考”的历史性课题,“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各级一把手要放弃“考官”心态,始终秉承带头“赶考”精神,出题更要答题。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7.08)

 

擦亮识人的慧眼

 

唐开元年间,姚崇和卢怀慎同为宰相。某次姚崇请假,政务堆积成山,卢怀慎无法决断,向唐玄宗谢罪。唐玄宗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可见,唐玄宗看重姚崇的是出色能干的行政能力,而倚重卢怀慎的则是清正廉洁的政治声望。

纵观历史长河,善于识人者并不鲜见。商汤从陪嫁奴隶之中识得伊尹,周文王于渭水河畔偶遇太公,刘邦在乱世之中选出“汉初三杰”。实践中,古代先贤还总结出一些识人之法。譬如,战国时期李悝有“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窘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的“识人五法”;《吕氏春秋》提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的“识人六验法”;诸葛亮则有“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的“观人七法”。一言以蔽之,具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判断力与洞察力,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辨出真才与伪才。

回溯党史,共产党人一直高度重视识人。毛泽东同志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比如,他根据多年来对罗荣桓的观察,作出判断:“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又如,当粟裕在苏北歼灭逾千日伪军的捷报传到延安,他当场表示: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果然,在几年后的淮海战役中,粟裕大获全胜。慧眼识才、科学辨才,让一大批好干部涌现出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凝聚起了强大力量。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为事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尤须具备识人慧眼。王安石在《知人》中写道:“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经验表明,如果仅凭一时一事的表面言行就匆匆下结论,很可能错误识人;如果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就容易任人不当、用人失误。今天,少数干部很善于伪装,台上台下不一样、对上对下不一样、上班下班不一样、圈内圈外不一样,无形中增加了识人选人的难度。针对“两面人”的特点,需要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察其本质,既看其才、又观其德,既看优点、又观缺点,既看显绩、又观潜绩,既看工作、又观生活。擦亮一双慧眼,全面、历史、辩证地考察、甄别人选,才能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判断,更全面、更立体地识别真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识人是一门学问,容不得半点马虎。拓展全面考察的视野,提高精准识别的能力,严把选人用人的关口,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必能脱颖而出,汇聚成浩荡前行的人才队伍。

(摘自《人民日报》2017.07.11)

 

人生有度须自量

 

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礼贤下士、窃符救赵之义举,成为千古美谈。但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最终却因不得志而“病酒而卒”,即死于暴饮暴食。

人生在世,贵在张弛有度,信陵君饱食终日的放纵行为实在是不足为训。单就养生而言,合理饮食是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当代国学大师楼宇烈先生所说的“饭吃八成饱”“过饱九分毒”,就是认为过度饮食有害健康。饮食无度,表面是贪嘴,其实贪的是内心。中医认为,人体五脏与五行有着对应关系,心肝脾肺肾,金木水火土,其中心属火。要想做事不过火、身体不上火,心就不能贪婪。为人处世应懂得知进知退、适可而止,若把握不准“度”,做事就容易乱了分寸、坏了规矩。

何为“度”?“度”就是一定的限度。做事“过度”,往往导致过犹不及;为官“过度”,则意味着触碰红线。人有七情六欲,但有些欲望需遏制,尤其是贪欲。民间有句谚语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贪心的蛇连大象也想吃掉。不劳而获的人,总感觉自己拥有的很少,占便宜不够,把公家的财物据为己有,是违纪违法的。透过对“度”的把握,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处世原则。

向往财富,但不能毫无底线地攫取,要在纪法范围之内合理取之;追求自由,但绝对的自由又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必须用法律加以约束;权力的集中行使带来行政的高效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任性与滥用,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我们都希望生活舒适安宁,但过度安逸则生懈怠之心,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种种现象表明,将“度”的边界划分得越清晰,人生自由发挥的空间才越广阔。这既是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更是中华民族道德的传承。而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则要做到心中有一把标尺,时刻衡量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在规则之内,才能明白什么事不该做,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东西不要拿。

对“度”的把握,关键在于节制。恪守做人原则的人,行为有节制,说话有尺度,交往有分寸。节制的是什么?就是欲望和私心杂念。能做到节制欲望,让欲望升华为高远的志向,就能成为通往梦想彼岸的桥梁;被欲望所奴役,放纵自己,欲望就成了自焚的引火物。从周永康、薄熙来,到徐才厚、令计划,无数案例告诫我们,一个人若丧失了对“度”的把握,在欲望的索取上自我膨胀、利令智昏,必然进退失据、行为失范,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害人害己害社会。

把好人生的“度”,归根结底就是守规矩。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修订完善了一系列条例、准则,这些都为党员领导干部衡量言行设置了明确而细化的“度”。为官从政,应时刻检视自己的言行,看看有没有行为过了线、越了轨,从而警醒自己知足、知耻、知止。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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